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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力量
——纪念父亲于桑诞辰一百周年

作者:毛毛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7年05月19日 点击数:

纪念父亲于桑诞辰一百周年:

命运的力量

                       女儿: 毛毛(于桑的小女儿于晓阳) 撰写

     2017年4月25日

父亲于桑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照片

  于桑同志:男,原名郁朝贵、郁谦,汉族,一九一七年农历端午节(公历六月二十三日)生于四川省渠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四川省宣汉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四军。一九三五年参加长征,一九三六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南大区公安部一处处长、大区公安局副局长,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兼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公安部三局副局长、局长,公安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公安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于桑同志是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17年5月30日端午节是我的父亲于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父亲一生跌宕起伏,曾几次命悬一线,靠着异于常人的坚韧和运气,父亲不仅挺了过来,还得享高寿,终年92岁(1917-2008)。

  曾经有人说,人的命运密码出生前就已经编排好了,所以人要认命。这话父亲可不爱听,父亲一生像一个身经百战的斗士,不停地与命运抗争,直至晚年,才放松下来,过上了舒坦的日子。对于不是那么坚定的无神论者的我,宁愿相信这一切是老天为父亲设计了一条极为艰险的路,父亲经受住了考验,成就了非凡的一生。我心目中非凡的一生不是挣了多少钱,作了多大的官,而是经历过生死,磨难运气互为交织的一生。

  一、“不祥”生日   人生输家

  公元1917年农历端午节,父亲出生在四川省渠县丰乐乡的郁家湾。端午节在历史上并不被人看好,旧时的人认为这一天出生的孩子会很晦气,五月初五这天是恶月中的恶日,会“克”父母,所以有些自私的父母会将端午节出生的婴儿扔掉。除此之外,父亲还天生一双畸形脚,病理学上称“鸭蹼脚”,由此,父亲小时候还落了个“杈杈”的诨名。套用当今的时髦用语,父亲一生下来,就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好在不迷信的祖父母并没将既“克”父母、又略有残疾的父亲扔掉,而是尽心抚育,父亲逃过了第一刧。

  祖父名郁必禄,是四个郁氏兄弟中的老二。旧时,禄代表着官位,太祖父为这个二儿子起名禄,想必是希望郁家这一支能有人出去作官,光宗耀祖。按下房的字辈排法,父亲得名郁朝贵,对偏僻乡村的农家来说,起这么个俗名纯粹是图个吉利,哪会有什么非份之想? 可谁能料到几十年后,父亲——这个人生起跑线上的输家,竟真的走出了至今不甚发达的郁家湾,来到大北京,并曾就任公安部副部长之职,如果相信宿命之说,我们的太祖父郁能文,祖父郁必禄,父亲郁朝贵,三个名字中的 “文禄贵” 三个字不正预示了郁氏家族会出大官的命运吗。

  我本俗人一个,常常願意将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和巧合归咎于宿命。发生在父亲身上的许多磨难、运气,在我看来,都像是命运的安排,就像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似的。父亲出生时,家境还不错,父亲还上了两年私塾。据说父亲天资聪颖,是块读书的料,此话虽已无可查证,但仅两年私塾垫底的父亲后来居然也博览群书,写诗练字的,应可归功于家族血脉基因的传承。在郁家老屋的大院中,有一块两个多平方米带纹理的长方形石头,形似古时官印盒,郁家人称之为“印盒石”,据说古时只有作过翰林之类的有身份的人才可使用此类石制饰品。

郁家老屋院中的“印盒石”

  可惜郁家的族谱和墓碑,由于种种原因被焚、被毁,现已无从查考。不过,父亲子女六个,除一个被强令不准考大学外,其他人凭借自己的努力,都考取了大学。而父亲的孙辈更是了得,全部硕士以上的学历(5个硕士,1个博士),其中两个还考取了美国哈佛大学,看来父亲家族像是会读书的、翰林的后代。

  二、丧祖丧父   家道中落

  父亲8岁那年,安逸的生活戛然而止,我们的太祖父和祖父相继去世。祸从不单行,本该受到族人更多照顾的孤儿寡母,却被分了家独过,没有男人保护的奶奶分到了最破的房,最贫的地,亲情在财富面前不堪一击。

  后来父亲14岁离家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乡。父亲生前也从不和我们说起他家乡的人或事,我们都误以为由于父亲是独苗,老家已经没人了。我想族人的所作所为一定深深刺痛了父亲,让他难以释怀。但父亲不是个小心眼儿的人,也不计较。1950年,父亲调入重庆工作,他托人去老家捎话儿,族人中有困难肯出来工作的,可去重庆找他,可族人们目光短浅,怕共产党坐不稳天下,国民党回来后报复,竟无一人出来,倒是一个非郁姓人,奶奶改嫁后的继女,父亲的继妹,出来找到了父亲,并在父亲的帮助下,参了军、提了干。我猜除了政治原因,也许郁氏族人们对当年的薄情寡义,抱有愧疚之情,所以不好意思接受父亲的帮助吧?

  分家独过的奶奶托着两个幼儿,实在难以为计。奶奶留下体弱多病的幼子,将身体强壮的长子——父亲送到附近一个叫“高思寺”的寺庙,求寺庙赏口饭吃,好心的和尚们收留了父亲,父亲在那里一呆就是三年。父亲生前甚少对我们提起他幼年时的往事,更没提到过寺庙的经历,这些都是父亲去世后,出于深深的思念,我们追本溯源,哥哥们回到郁家湾,听老辈的族人们讲、实地查看得来的。我不知道父亲在寺庙中都经历了什么,只是在父亲晚年写的一些杂文中,曾多次提到因果报应之类带有佛教轮回色彩的道理;我曾经历过一次人生危机,那时已久病缠身,无能为力的父亲将一尊小金佛送给了我,此中透出的深情大概就与寺庙生活的经历有关。

  父亲8岁那年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分水岭。听老辈们说,8岁之前的父亲聪明,倔强,我想应该是个淘气包儿,孩子王一类的“人物”。我的哥哥2012年底返家乡回来后对我们说,在家乡一位年已九旬的郁氏族人还记得我的父亲在上私塾时领着学伴们玩耍的样子。那会儿,教书先生喜欢体罚,动不动就对孩子责罚打骂。从小就显示出“不畏强暴”的父亲可不会乖乖的“就范”。一次手被戒尺打肿了的父亲,竟偷偷溜入教书先生的住所,在人家床上尿了一泡,虽然事后,父亲被家长狠狠教训了一顿,还被押着给先生道了歉、赔了礼,经过这么一闹,先生真的对孩子们“客气”了许多,打少骂多。8岁时,家中突变,快乐少忧的童年宣告结束,从此,父亲走上艰险坎坷的人生道路。

  8岁本该是孩子承欢于父母膝下,无忧无虑玩耍和读书的时期,而父亲却被硬生生地“扔”到寺庙。寺庙的生活拘谨,沉默,和尚们一天到晚除了念经,基本上不发一言地打坐思考着人生,一个好动好玩的小孩子要有多么大的忍耐力才能受得了?父亲生前虽然不願提起寺庙这段经历,但我觉得这段经历对父亲性格的形成有不小的影响,父亲的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极为自律,坚韧不拔,这些特质应该都是这段经历留下的烙印。另外,父亲善良,大气,不记仇,不计较。文革期间,父亲曾为许多被“打倒”干部的复出尽心尽力,当时父亲的上级,后来的华国锋主席看到父亲提供的“解放干部”名单时,指着其中一人对父亲说,这个人可是反你的,父亲说知道,但父亲对事不对人,即然有能力,就会不计前嫌。我想这些特质也应该是那些和尚潜移默化对他的影响。

  2012年12月于桑长子于晋(右)、次子于安琳返乡认祖归宗,重访“高思寺”旧址,这是在高思寺旧址上重建的供老百姓烧香拜佛堂前兄弟俩的合影

  三、学徒生涯   参加红军

  14岁那年,父亲永久地离开了家,他跟着族人来到宣汉县城的朱家铺子做了小学徒工。说是学徒,实际上和佣人差不多,每天做饭打杂,听老板娘吆喝。老板娘是个死了丈夫的寡妇,一个女人能支起个家,一定不是个“善茬儿”。据父亲生前讲过的故事,(见父亲外孙女的文章,纪念我的外公于桑)此老板娘精明刻薄,贪婪抠门,竟有本事不仅将父亲在街上因猜迷而得到的赏钱据为己有,还污蔑父亲欠了她钱,要以工钱扺债。可以想像,在这么个“黄世仁他妈”手下,父亲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福祸相倚,父亲也“被迫”成长为做事麻利,细心,手脚勤快的青少年。如果说8岁时,让父亲尝到了世事无常,亲情淡漠的个人恩怨,那么14岁后的学徙经历,让父亲体会到了人间疾苦,底层穷苦大众的悲惨生活。从8岁到16岁,是父亲人生路上的关键期,以此为线,父亲从一个懵懂顽皮的孩子,成长为一个饱受人间饥苦,愤世嫉俗,最容易跟着共产党走的后备力量。

  前段时间读到一句话说“愿生活有一定艰辛,让你能获得成长,但又不会过度辛苦,以致压垮你。”我想这大概是天下所有人的期望。可惜这样的好运不属于父亲。从8岁时起,父亲就“被迫”过着今天的普通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艰辛生活,它捶打塑练着父亲,使父亲拥有了日后扺挡艰难险阻不可或缺的坚韧不拔。我常想到底是命运选择了父亲,还是父亲的不认命,不服输,为父亲开启了命运的大门,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16岁那年,是父亲人生中的第二个分水岭,也是最后一个。从那以后,父亲参加了代表穷苦人利益的共产党的队伍,并为此奋斗贡献了一生。

  1932年,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放弃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进入川东的通江。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攻下了位于川东北的宣汉县城,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和现在有着天壤之别。那时,多数国人活着的状态都不能称其为人,更像两条腿的“牲口”,没有自由,没有权利,任人宰割。而社会上,一小撮有权有势的富人不仅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还用洗脑的方式教训穷人要认命,今世受苦,都是因为上辈子没修好。结果,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告诉穷苦人不要相信富人们的鬼话,没有人天生就该受穷,红军就是要让广大的穷人获得解放,过上幸福的日子。我想这些新鲜的说法对于饱尝了人间苦难的父亲是极具吸引力的,父亲毅然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离开朱家铺子,参加红军。

  父亲生前曾两次改了名字,这两次改名显示了父亲思想境界的升华,从一个革命的追随者到真正共产党人的力行者的转变。参加红军后,父亲先是把自己俗气的名字由郁朝贵改为“郁谦”。郁谦与明朝的于谦谐音。于谦——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曾率领着眀军抗击蒙古人的入侵,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我猜父亲挑了这么个名子,说明父亲年少志高,青年时就有着争当英雄的情结。此时的父亲应该对共产主义还认识不深,更多地把红军看成是类似农民起义的队伍。父亲1933年参加红军,1936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父亲又改名为于桑。这时的父亲已脱胎换骨,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新世界。大概为了显示和旧世界彻底决裂,这回父亲真够绝的,连名连姓都改了,我猜九泉之下的郁氏祖先们肯定会 “气得吐血”。

  四、草地“惊悚”  起死回生

  父亲去世后不久,我曾写过几篇纪念父亲的文章,文中提到父亲曾三过草地,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据哥哥姐姐们回忆说,退休后的父亲不像过去那么沉默寡言,常给他们讲一些过去的事,有时兴起,还让人拿来地图在上面指指点点。

父亲指点,大姐于延琳勾画出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图

  父亲说他是幸运的,虽然红四方面军过了三次草地,可父亲所在的部队只过了一次。原来第一次长征时,父亲在红四方面军的后续部队,还没出发,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发生分裂,红四方面军又折了回来,父亲躲过了一刧。等到1936年,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时,他们选择了一条相对好走的路,照父亲的话:“走边边”,即沿着草地的边缘行进,自然环境比起第一次走过的草地腹部相对好走一些。但就是这次“走边边”时,父亲第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途中,父亲染上了伤寒,人恶心呕吐,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眼看父亲实在不行了,为了不拖累大部队,战友们只好将他放在一处较干燥的高地,留下了一碗水和一把炒面,然后继续进发了。然而,命运之神还没有决定放弃父亲,恰巧路过的红军收容队发现了已经苏醒的父亲,结果顽强的父亲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跟着收容队走出了草地,走向了新生。西方有句谚语说:“上帝会帮助那些自救的人”。父亲的起死回生似乎印证了这一说法,如果没有顽强的求生欲,父亲是走不出草地的,可是如果遇不到收容队,光有欲望也是白搭。

  五、文化“毁人”  命不该绝

  父亲生前遇到的危险无数,可经他亲自讲给别人听的却不多,除了过草地时的染上伤寒病,还有一件“人为”的生死劫。一次父亲将枪放在树下,离开去行个方便,居然被人以“不爱护武器”的罪名告发了,这在缺枪少弹的当时,可算是“死罪”。随后父亲被政治保卫局的人抓了起来,听候处置。当保卫干事向上级汇报时,上级问起父亲什么文化程度?当得知父亲只读了两年私塾,算不上文化人时,居然放过了父亲,谁能料到没文化还能救人一命?据说专杀有文化的人曾在红四方面军普遍存在。据红四方面军政委,上将王建安回忆:“肃反时,杀了不少人,留分头的,戴眼镜的......那时说知识分子不可靠,最后在部队中找个当文书的都找不到。”

  命运之神又一次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眷顾了父亲,真是世事难料。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遵循中共中央指示,西渡黄河,准备建立甘肃宁夏根据地,打通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后来,西渡过黄河的红军,史称西路军,浴血奋战,惨烈悲壮,以失败告终。这一次命运又一次惠顾了父亲,父亲所在的后续部队被国民党部队挡在河对岸,没能过河,父亲跟着部队来到了延安。渡过黄河的西路军两万多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回到延安的仅两千多人,比起西路军的战友们,父亲又躲过了一刧。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延安与战友合影(前左二为父亲于桑)

  父亲生前每每总能逢凶化吉,除了运气之说,我想父亲的性格特点也是助他次次逃离险境的部分原因。父亲童年,少年时的艰辛,养成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长年的侦查保卫工作,又形成了父亲体察入微,善于剥丝抽茧,能直看到事情本质的能力。父亲工作认真,办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管多大的官儿,出于何种目的,暗示父亲提供陷人于不义的“证明”时,父亲都是坚决不作的,哪怕丟官。我的大哥在父亲去世撰写的“祭文”中所说的:“中央专案,中央负责。办案人员,身不由己。笼统对待,有失公允,为此请命,仕途乃终。”既是此意。而且父亲以其独特的智慧,即保护了自己,又让那些高官们“知难而退”。例如,文革期间发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案件处理上,就显示出父亲的智慧和勇气。

  六、文革斗智   逃离“陷阱”

  1967年10月8日,北京市不同单位和个人都收到了从邮局寄出的内容相同的反革命信件,其量之大,范围之广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为此,公安部立即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此案,由父亲挂帅。经过细致的调查取证,专案组确定此案是一个地主出身,大学学历,仇恨共产党的工人所为,属“独狼”行动。待父亲将调查结果向上汇报时,“四人帮”一伙的不满意了,他们认为此案是个绝佳的机会,可用来打击陷害一大批他们的“对立面”,与他们政见不符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四人帮”一伙拒不接受调查结果,指示父亲继续追查,并予以种种暗示,将矛头直指朱老总,谭震林等一批老帅、老同志身上。拒绝作“伪证”的父亲沉着应对,看着“硬顶”不行,便釆用“拖”字诀,反正总找不到新的证据,你也奈何不了我。终于上面的领导按耐不住了,撤了父亲专案组组长之职,转派当时公安部另一位领导,当时的军代表,空军来的赵登程负责此案。赵算是个“聪明人”,深谙上级领导的心思,釆取逼、供、信的方式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伪党”冤案,诬陷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之后,赵登程为此案被捕入狱,判处有期徒刑15年,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父亲生前祟拜的民族英雄于谦曾作过一首诗,其中说:“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想这句诗深深地影响了父亲,他正是以此为“座右铭”要求自己。我们于家恪守着父亲留给我们作人的原则:本本分分的作人,老老实实的作事,不去阿谀奉承,不去攀交权贵。老天有眼,父亲去世后,他对后代的影响和教育,让父亲躲过了最后一刧。

  七、冥冥之中   自有安排

  2008年9月3日,父亲没留什么遗憾地告别了世界,去到上天找母亲去了。9月11日,父亲的追悼会上,当时位高权重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参加了追悼会,并和我们合影留念。父亲走后,出于深深的思念,我们子女准备为父亲出本纪念文集,交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2011年出版发行的《风云无边——于桑纪念文集》

  在选择纪念文集的插图照片时,我们子女坚持撤下了所有我们和周永康合影的照片。要知道2008年的周永康可是如日中天,多少人献媚巴结的对象,我们的行为让某些人觉得简直是“不识抬举”。其实我们并非有前后眼,(可以预测某人、某事)只是我——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不喜欢周永康那副尊容,他看起来让人感觉不阴不阳的。很高兴,姐姐,哥哥们也随了我。父亲一生清清白白,从不屑攀权附贵,和当时的权贵之流没有太多的交集。作为共产党员,父亲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为了穷苦人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一生,他的故事已足够传奇,没必要借他人之名提高自己。

  历史证明我们是对的,我们没有让父亲清白的名声受到玷污,我把这个决定归于命运的力量,这是命运为父亲作的最后安排。我更願意相信是命运选择了父亲,一次次捶打着他,又一次次拯救了他,并助他走完了一个非凡的人生。我们都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骄傲。

  父亲于桑的部分照片:

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照片

1950年初在西安父母亲与大姐、大哥和警卫员刘三祥合影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重庆我们的全家福照片

1956年秋父亲于桑随朱德同志出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照片(左三为父亲)

1971年10月周总理接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时的照片(前排左三为父亲)

1971年10月父亲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举行会谈(右三为父亲)

1971年10月20 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父亲去机场迎接(后排右二为父亲)

在机场父亲与基辛格握手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周总理接见他的照片(第三排左四为父亲)

  1972年2月21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后三排左六为父亲)

1972年2月21日父亲出席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国宴(左一为父亲)

1973年9月1日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我国(前排左一为父亲)

父亲退下来以后与胡耀邦同志在山东不期而遇,这是当时的照片

2000年10月父亲与习仲勋同志的合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最喜欢的一张他的个人照,他请人洗印了七套,存于我们家的柜中,准备他百年后,母亲、子女每人一套留存纪念

  上世纪九十年代父母摄于公安部大院六号平房家中核桃树下(核桃树上结出六颗核桃,象征我们子女六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摄于杭州

  2010年元月我的家乡四川省达州市“红军园”开园,这是陈列于该园中父亲于桑展板内容照

  2013年10月于桑长子于晋搜集父亲资料采访延安,在礼泉县周总理劳山遇险处留影。(1938年4月周总理劳山遇险,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立即派于桑带骑兵前往紧急驰援。)

父亲慈祥的笑容

父亲坐姿像

父亲的书法《谦和朴诚》

父亲剪纸像(父亲的下属黄常礼叔叔为纪念老首长诞辰一百周年而做的剪纸)

父亲的书法《风云无边》

                                                    儿子:于晋 配图

附:于桑同志小传:

  于桑同志:男,原名郁朝贵、郁谦,汉族,一九一七年农历端午节(公历六月二十三日)生于四川省渠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四川省宣汉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四军。一九三五年参加长征,一九三六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初至一九五零年初,他先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做情报工作,延安市公安局工作,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保卫部任秘书,后调任中共洛川特委委员、社会部长负责领导边区保安处南线情报站改造,后调任中共黄龙地委委员、社会部长兼专区保安处处长,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大荔地委委员、社会部长和专区保安处处长。他于一九三八年秋入中共中央党校,后又转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一九四六年春又一次到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学习。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零年至文化革命前,他历任西南大区公安部一处处长、大区公安局副局长,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兼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公安部三局副局长、局长,公安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这一时期他为巩固新生政权、警卫中央、奠定社会治安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长期遭到迫害。文革十年中他有五年零四个月是在受到批判、靠边站、进学习班、下放劳动、关押情况下度过的。特别是在李震事件中,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他被关押审查,解除审查后直到同年八月十九日又靠边站,接受批判四十余次;回到公安部后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前,批判他是公安部右倾翻案风的代表。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停止对其的批判。

  一九七七年八月至一九八二年五月中央重新任命他为公安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给地富分子摘帽、改正右派、维护国内安定团结以及在对敌斗争、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各项公安业务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他一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他心胸豁达,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待人热情诚恳,他不图享乐,不搞特殊。

  一九八五年九月公安部聘请于桑同志为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

  综观一生,于桑同志高风亮节。是人民事业的忠诚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的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

  于桑同志是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于桑同志二00八年九月三日病逝于北京,终年九十二岁。

                                              于   晋

                                    二0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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