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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汉阙的文化解读

作者: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06年07月11日 点击数:

 

    渠县六处七尊汉晋石阙,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是全国最多的地方”,(《中国名胜辞典》)堪称“中国汉阙之乡”o诸阙的分布比较集中,而且保存也比较完整,是古人留给我们及子孙后代的一笔宝贵财富。渠县汉阙(含晋阙,下同)与长城八达岭、孔府、武侯祠等古建筑一样,同属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列人省级风景名胜的“特级景点”,具有世界文化遗产意义。

    从土溪至岩峰的一尊尊汉阙隔三岔五地耸立在10余公里的官道旁,在一些人的眸子里仅仅是被风化了的石柱,对阙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书法艺术却知之甚微,甚至非常陌生。因此,渠县汉阙的文化解读,对正在着眼于建设渠县汉阙长廊的今天,便成了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了。

     一、阙谓何物

  “阙”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郑风·子衿》篇里。诗曰:“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里的“城阙”与唐代王勃笔下“城阙辅三秦”的“城阙”一样,都是指的“城楼”。《周礼》、《左传》、《谷梁》、《史记》、《尔雅》、《说文解字》、《风俗通义》等书,都对“阙”有过记述。随着历史的推移,建阙的动因、用料、置地、状貌及作用也不尽一致。商周阙用泥土构筑,以悬天子之号令;春秋阙多立于宫门、王宅及庙宇前,以悬政令;这时,每门所树的两观显得别致,塑有奇禽怪兽之图案,以

昭示万民,饰门在于别尊卑也;汉阙用石凿叠就于墓前居多,亦有树于庙前的,如河南登丰太石阙、少室阙、启母阙均是汉代庙前石阙。渠县六处汉阙与李白在《忆秦娥》中提及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都是汉代墓前石阙,以记官爵、功绩或作装饰之用。古代,宫殿、庙宇、陵墓门前立双柱,左右各一,建成高台,上圆下方,登其上,可远观,故谓之“观”,因悬其法,故谓之“象魏”。两柱之间是空缺,古时“缺”与“阙”相通,其阙之意明也。门阙(双柱)代称宫门,故引申为京阙和宫阙。确切地说,“古代宫庙及墓门立双柱者谓之阙”(《辞源》)。

     二、碑阙有别

    阙是阙,碑是碑,不能混为一谈。有人视汉阙为汉碑,因此使用起“汉碑乡”、“汉碑酒”的称谓来。其实,阙和碑本不是同一物。碑是原始人类在死者坟前立的一块石头,旨在防止死者鬼魂从尸体上升腾起来,作用在于压魂;后来,人们把立于宫、庙、殿、堂前用以识日影或拴马的石柱称作碑。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说:“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那时的石碑没有文字,没有纪念意义。再后,人死入葬时,人们在墓坑周围树立石桩——碑,并凿上孔,用以系绳徐徐下棺,这时的碑仍然没有文字和纪念意义。到了秦代,人们在墓旁石柱上刻下纪念和说明文字,称作刻石。西汉时,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圆首或不方不圆的刻石叫碣。碑与碣在于记事颂德。东汉以来,树碑立碣蜂起,久而久之,也就碑碣不分,功用也逐渐多了起来。除墓碑外,纪念碑’、墨迹碑、地界碑、里程碑等等,形形色色,沿袭不衰。如果将碑与阙的起因、发展、结构、作用等方面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两者是有显著区别的。立碑始于原始人类,尔后沿袭不衰,阙则始于商周,盛于汉代,衰于晋代,

发展沿革迥异;其次,碑由碑基、碑身组成,结构简单,阙则由阙基、阙身、枋子层、介石、斗拱层、屋顶组成,结构复杂得多,两者的形体、状貌各异;再次,碑是不分身份、地位都是可以立的,阙则要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才可以立;再次,碑在于压魂、拴马、观日景,以作纪念、说明用,阙则在于发号令,悬法规;别尊卑,标明等第、地位,借以扬名壮姓。由此可见,碑和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物。沈府君西阙旁,树有渠县邑侯王椿源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树立的一尊《沈府君神道碑亭记》的石碑。将沈府君阙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考察内容和艺术价值等都刻于碑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碑与阙作为铭文载体,所记的内容,产生的作用则是不相同的;两种物体都是石头,但状貌就三岁孩童也会分辨。所以,碑和阙之间不能划等号。碑也罢,阙也罢,关键在于它的文物价值。比如陕西西安的碑林、云南曲靖县的爨宝子碑、云南陆良县爨龙颜碑和甘肃武威县的西夏碑等均同属国家一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三、墓阙有主

    现存的渠县六处汉阙皆属墓阙。凡墓阙无疑是有阙主的。但是,渠县6处汉阙除两处铭文阙外,其余4处无铭阙的阙主却不得而知。应当说,就是因为无铭文而无法找到阙主。为什么会有铭文阙和无铭阙之分呢?阙后的陵墓在哪里呢?阙至墓的神道多长多宽?这一连串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

    “汉代是建阙的盛期,都城、宫殿、陵墓、祠庙、衙署、官邸以及有一定地位的官民的墓地,都可以按一定等级建阙。”(《渠县文史资料第10辑·渠县汉阙》)这一段话,笔者很在意“官民”二宇。过去,对建阙资格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二千石”的官吏身上,没有听到有一定地位的百姓也可以立阙的说法,这似乎是一个新的发现。因为,冯汉骥先生在196111期《文物》杂志上载文说:“现在尚保存在四川汉代墓前的石阙,其墓主均是作过太守以上官吏的。”邓天柱先生在《阙乡风采》一书中说:“墓前立石阙者,表示墓主生前有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阶,起码是太守以上的官爵。有专家说,官至‘二千石’的,死后墓前可立单阙,而立双阙的,生前当封侯。”作者没有说明这段话的出处。为此,我查了一下“二千石”的官称:“汉代郡守月俸二千石,即120斛(hu),因此,‘二千石’成了郡守的别称,有时也作地方行政长官的泛称。”(《中学语文教师手册下册》)冯、邓二先生没有涉及百姓建阙的事,仅仅说只有“二千石”以上的官爵才有建阙的资格。如果说,建阙在于区别尊卑,扬名壮姓,那么既未铭姓也未铭名何故乃尔?当然,不能拿唐代武则天的无宇碑来解释无铭阙之所以无铭,不过,官在“二千石”以上的等级可以立阙,而且立的阙有高有矮;那末,百姓要身居何等地位才允许立阙?立什么样等级的阙?渠县汉阙告诉我们:做官的沈府君阙比同样做官的冯使君阙高046,也许这也是一种官阶差异。4处无铭阙,统统不能铭姓刻名,记功载绩,这也许是一种等级差异,阙主或者是低于“二千石”的官爵,或者是有地位的商贾。在无铭诸阙中,蒲家湾无铭阙比王家坪无铭阙高006,王家坪无铭阙比赵家村东无铭阙高002,赵家村东无铭阙比赵家村西无铭阙高021,应当说这是由阙主与阙主之间不同地位决定的比差。在以礼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建筑从来都是以其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功能作用于社会,一是表达人们的精神寄托,二是通过历史的折光,传达出一种深层文化。说白了,礼是一种等级制度。连人的住宅规模、样式也随人的地位不同而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何况阙乎?

    渠县的铭文阙现有两处,一是沈府君阙,一是冯使君阙。沈府君是谁?研究渠县汉阙的专家、学者没有得出考证结论。惟一能够提供一点研究线索的,就是民国(渠县志·别录志)所载的一点点文字:“按《华阳国志?益郡志》:孝明帝水平十二年,哀牢抑狼遣子奉献帝,乃置永昌郡治之,以蜀郡郑纯为太守,纯后以太守著名绩者,有蜀郡张化常,元巴郡沈稚、黎彪,此沈稚或即交趾都尉沈君。盖永昌即云南永昌府,去交趾最近,意者,由永昌太守移官其地耳。”这段话关于交趾都尉沈君即沈稚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姑且将沈府君认作沈稚。当然,亦须存疑续考。

    沈府君阙是渠县诸阙中惟一幸存的双体阙,也是诸阙中最高的两尊阙。东阙和西阙相距2162。西阙正面铭文是: 

  “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

  “新丰”指东汉京师所辖十二县之一。“令”是官名。新丰令即新丰县县令。按当时的规定,所辖区域万户以上称“令”,万户以下称“长”。“新丰”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的新丰镇。

  “交趾都尉”。东汉时,交趾郡是边关的要害郡,除设郡守外,还设都尉。交趾在现在的越南(时为安南)河内市东部,天德江北岸。都尉是东汉时辅佐郡守的军官,负责掌管一个郡的全部军事。

  “沈府君”。汉代称太守为府君。(后汉书·华佗传》:“广陵太守陈登忽患匈(胸)中烦懑,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这里,华佗称广陵太守陈登为府君。

府君也可用作对神的敬称。

     “神道”。(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大为修冢莹,开神道。”李贤注曰:“墓前开道,立石柱以为标,谓神道。”

     东阙铭文内容是西阙的承接,铭文如下:

   “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

  “谒者”,为汉代郎中令属官。郎中令是皇帝左右亲近的官职。后来,职权有所变化,改为管理车、骑、门户,并内立侍卫,外从征伐。

  北屯司马。汉制,大将军营五部,北屯为五部之一。部各留军司马一人,为军府之官,在将军之下,综理一府之事,参与军事计划。

左都侯。东汉设“三都”:其一,东都雒(1m)由(今洛阳市东北);其二,西都长安(汉城在今西安市西北);其三,南都宛(yuan),在今河南南阳市。左都为三都之一。孔颖达在(邶风·旌丘序》中说:“侯为州牧也。”东汉灵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居于郡守之上,掌管一州之军政大权。“都”“州”同级。左都侯是沈稚的最高官位。

    另一处铭文阙是座落在土溪镇赵家村的冯使君阙,现存单体,阙主冯焕(?121年),在汉和帝永之元年到汉安帝建光元年(89年)以来,相继担任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刺史、幽州刺史。汉安帝元年(121年)正月,冯焕与所辖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率将士出塞高句骊、氵岁貊,初战告捷,捕斩了氵岁貊渠帅,缴获了兵马财物。这场征讨战后,夏四月,辽东属国都尉庞奋捏造《玺书》,以皇上的名义杀害了玄菟太守姚光,还将冯焕投入狱中。冯焕这位有功之臣,竟然蒙受不白之冤,忧愤交加,意欲自杀。冯焕的儿子冯绲怀疑《玺书》有假,并对父亲说:“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它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自上。甘罪无晚。”冯焕采纳了儿子的意见,决定“上书自讼”。经查明,“果诈者所为”。因为庞奋一伙贪官污吏的丑恶行径常常受阻于冯焕这样的清正廉洁官吏,给他们过不去的地方太多,于是早就怀恨在胸,多次设陷阱对冯焕等人加以残害,黔驴技穷,竟然伪造“圣旨”,捏造罪名,杀害功臣姚光,陷害冯焕。最后庞奋被处死,罪有应得。但冯焕却病死于狱中。汉安帝“怜之,赐焕光钱十万,以子为郎中。绲由是知名……”

    冯焕死后,部属将他的遗体运回故里。冯焕豫州旧部颖川、汝南等诸曹史得帐下司马、武刚司马10余人,为焕立碑,镌刻墓志。还另立碑刻有汉安帝告豫州刺史冯焕的诏书(已失)。

    阙身正面铭文是:

    “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

尚书侍郎。汉武帝时,尚书因在皇帝左右办事,掌管文书奏章,地位重要。东汉时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从此,大司徒(司徒)、大司马(太尉)、大司空(司空)等“三公”权力逐渐削弱。尚书台成了政务中枢,其属官初任时为“郎中”,满一年为“尚书郎”,  

三年为“尚书侍郎”。

    河南京令。东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在献帝刘协建安十八年(213年)“省州并郡”以前,全国除设十二州,辖九十八郡国外,还设有河南尹、京兆尹(洛阳以西)、左冯翊、右扶风、司隶校尉等中央直辖行政权。《后汉书·百官志五》:“凡州设督都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属官,每县、邑、道,大者设令一人,一千石,其次设长,四百石,小者设长,三百石。”可以推断,冯焕任河南京令,可能是京兆尹属下的河南县令,由京俸四百石的尚书侍郎晋升为京俸一千石的京郊县令。

    豫州幽州刺史。汉武帝时,州设刺史,以六条察问郡 县,为监察性质,其官阶低于郡守。汉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官阶在郡守之上。东汉初(25年)又称刺史,为州之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冯焕在幽州任刺史,所辖11郡国,90县、邑、侯国。当时的幽州治地在今北京城西南。使君,即太守。

    渠县除现存的六处汉阙外,应当说还有一处冯绲墓阙。据民国《渠县志·别录志》载:“车骑将军冯公之铭,永康元年为冯绲立,县东九十里,双石阙西南二丈三尺,界连大竹,铭碑尚存,额篆如上云云。碑作隶书,隐约可辨。”墓在何处,阙在何方?无以查考。据载,墓道中立有双排六玉碑,“其上有鸟三足,狐九尾,其下则二鹿,有一人跨其右者。最下一牛首。六玉碑上有朱雀,下有玄武。”

     四、阙的建筑

     汉阙是汉代建筑的实物例证。在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史上,保存完整的而又最为悠久的地面建筑物现在只剩下汉阙了。如此稀世珍品,对于研究古代建筑结构和复原一些汉代建筑提供了难得的依据。对于研究历史科学和艺术发展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渠县六处汉阙都是石质仿木结构建筑,皆为双体,东阙、西阙对称。除沈府君阙双体尚存外,其余5处仅存一尊主阙(东阙)。所谓主阙(母阙)是针对副阙(子阙或耳阙)而言。在主阙的楼部以下,曾有与之相接的副阙,迄今还能见到一些痕迹。副阙的设置既增强了整体阙的稳固性,又给人以造型上的美观。可惜,近两千年的风雨剥蚀和人为损坏,副阙统统不复存在。

    从外形看,渠县六处汉阙的建筑结构基本相同,皆由阙基、阙身、楼部(枋子层、介石、斗拱层)和屋顶四个部分组成。

    阙基为一块厚重的长方形石板铺成,平稳而坚实,其上矗立着用整块青砂长石做成的阙身,呈下侈上收的侧脚式,有力地增强了整个阙体的稳定性。这里要说明的是,蒲家湾无铭阙的阙身与其它阙不一样,是用两块石头叠就而成的,稳固程度相对差一些。

    阙身上面是楼部,属骨架结构,由三块大石叠就。第一层为枋于层,雕刻着纵横交错的方柱,有表示两柱间起连接作用的横木,下面刻有栌斗,下接阙身立柱,上承枋头,四侧刻有角神(沈府君阙为力士),高浮雕或圆雕;第二层为介石,四面平直,布满浅浮雕方胜图案,第三层为斗拱,两侧为曲拱。沈府君阙、冯使君阙的斗拱设在阙顶底部的檐下,与我国房屋建筑的挑梁一样,王家坪、赵家坪无铭阙的斗拱不在檐下,而在檐下的薄石房、斗形厚石层之下,沈府君阙和蒲家湾无铭阙刻有鸳鸯交手拱,赵家村西无铭阙刻“∽”形斗拱,真是千姿百态,五花八门,极具装饰性。整个楼部建筑轮廓有曲有直,对称协调、朴实美观。

    阙顶乃重檐庑殿式(蒲家湾无铭阙为单檐),刻有草叶纹的瓦当(筒瓦的瓦头),这是仿木结构最明显的例证。

    汉阙是汉代建筑的记录和再现,形象地反映了汉代的生产水平和文化精神,是文明进程的实物标志之一。

     五、阙上雕塑

     渠县汉阙的雕塑艺术主要表现为造型浮雕和纹饰图;案,是古代巴蜀社会泛灵信仰和客观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华夏文化的统一性和巴蜀文化的多样性的综合反映。:具体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反映了“清静无为”的道教文化思想。

     古代神话中的青龙、朱雀(鸟)、白虎、玄武四个方位神,为道教所信奉。诸阙几乎均刻有这“四象”,阙身正面上方刻南方神朱雀,正面下方刻北方神玄武,阙身两侧分别刻东方神青龙(苍龙)和西方神白虎,意味着踞守了天体二十八宿,每日住一宿舍或“岁镇一宿”,便进入了“清静无为”之境界。与迄今祈祷死者“安息”之类的意思相近。西汉以来,统治者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阙上的“四象”图案,正是在道教文化思想指导下的选择与创作。

    其二,反映了巴蜀泛灵信仰意识。所谓泛灵信仰又称为万物有灵沦,是世间对超自然存在物最普遍的信仰之一。比如,阙上的马、牛、羊、鹿、虎、狐、兔、蛇、鱼、蟾蜍等常见动物;饕餮、铺首、人兽鸟身、人骑神兽、日神、月神、角神等不知为何物的怪类;三株树、果树、水草、高梁等神树神禾,乃为“登天之梯”(《山海经校注》)。上述图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雕塑,而是陵前祭祀晶,是属于阙主的种种神灵,是古代巴蜀泛灵信仰的表现。

    其三,栩栩如生的故事画卷。王家坪无铭阙刻的“荆轲刺秦”,再现了历史上这段广为传述的故事;沈府君阙和蒲家湾无铭阙的“董永侍父”,形象地讲述了一个民间故事。如此画卷在整个四川石刻画像中是绝无仅有的。

    其四,汉晋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赵家村东、西无铭阙和王家坪无铭阙刻有“出行图”、“献礼图”,是对当时官吏、富户生活的披露;蒲家湾无铭阙上的独轮车,引起我国著名机械工程专家刘仙洲的注意,因此把这种独轮车的创造期推及到西汉晚年,觉得是一大发现。尤为引人注视的枞像、裸体人捉鸟、六博、戏虎、庖厨、送别等图案内容,反映了渠江流域当时吃喝玩乐的世俗民情,这既是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某种活动和行为,也是对人们的愿望、心理和要求的表达。可见,这与受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中原文化是有明显区别的。

    阙上的雕塑技术运用了阴线刻、浮雕、凹刻、高浮雕等多种雕刻手法,每一幅雕塑具有生动形象,简朴含蓄的特点,是“时代精神的物化立体组合”,是“世界雕塑艺术史上的奇迹”(《中国一绝》)。

六、阙上书法

    汉代的书艺以隶书为大宗,也是汉代的通行文字,由于使用和审美的要求,在形体上产生“八分”,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在书法史上形成独具一格的汉隶。汉隶的进一步发展,到东汉末年又有了“侧”(点)、“掠”(长撇)、超(直钩)、啄(短撇),结构上更趋于严整,并逐步形成正楷,即所谓“今隶”。铭文隶书,精细工整。东汉时形成了正势结构的方正派,用笔劲直的劲直派,用毫端书写的行劲派,顿挫飞扬的华美派,用笔平放的平展派,刚柔精劲的透劲派,字大厚重的雄放派,飘逸有致的恬逸派等各种风格流派,标志着东汉隶书达到了成熟的高峰。

    由此,不难发现,冯使君阙的铭文瘦劲清朗,乃行劲派的风格;沈府君阙铭文流畅飘逸,乃恬逸派的风格。唐代张怀瑾赞颂沈府君阙的书法艺术是“作威投戟,腾气扬波,非晋魏以来所能仿佛也。”南宋刘象之《舆地纪胜》载,“铭文中沈字、左字、道字、丰字,发笔皆长过三四寸许,令字、交字两笔皆长,君字中笔亦长。”为诸阙所未见。千百年来,沈府君阙的铭文为世人争相摹拓,仅清道光年间就有“数百纸”在海外流传,收藏者如得异宝。左宜友、江文双编著的《隶书入门》(台湾艺术图书公司与世界图书公司联合出版)把沈府君阙的铭文两幅拓片列为“历代隶书精品欣赏”之列,并对沈府君阙铭文的八分体隶书作了评价:“在广阔的石面上写了一行文字。在普通的情形,应该整齐地书写,但如果这样,势必过于单调,所以向左右尽情撇钩过去。宛如在寂静的山中聆听鸟鸣的余韵,使人感到恬静清爽。”认为铭文“写得堂皇而气派”,“竟是在四川省名叫渠县的小地方发现,真叫人感到有趣”。

    渠县汉阙的书艺,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模式,同时让人领悟到阙主的性格特征及社会影响力。

     七、阙的魅力

     渠县是川东北文化的起源地,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周代,古代賨人(板楣蛮)曾参加“巴师代纣”,建立了蠢国,国都在今土溪城坝,辖区东至云阳,西至阆中,南至合川,北至巴中。公元前314年,秦置宕渠县,治所土溪城坝,即“古之賨国都”。公元前206年,帮助刘邦、项羽推翻秦二世和公元前202年击败项羽,帮助刘邦建立汉朝,“天性劲勇”的賨人功不可没,所创造的《巴渝舞》受到充分肯定,并引入宫廷。源于川东一带的民歌《竹枝词》在渠江流域风行,深受百姓喜爱。公元306年,宕渠人李雄做了大成皇帝,渠县改县为郡。汉晋时期,渠县仍为川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民俗方面的一大特色,就是贵族、大地主、大商贾厚葬之风盛行。渠县六处汉晋石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六处汉阙各有各的特色:惟一有阙主纪年和生平的是冯使君阙;惟一由两块大石组成阙身的是蒲家湾无铭阙;雕塑内容最丰富的是王家坪无铭阙;斗拱架在柱上有别于诸阙的是赵家村东无铭阙;建筑年代最晚,阙体最矮的是赵家村西无铭阙。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对汉阙的保护付出了大量心血和采取了有效措施。所以,我们至今还能目睹近两千年的古建筑,应当说是一种幸运。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及游者对渠县汉阙寄予了极大的关注。

         1914-1917年,法国传教士维克多·色伽兰一行三人考察汉阙后,编著了《中国西部考古记》、《中国考古调查图录》,发表了渠县汉阙19张照片。渠县汉阙破天荒地走进了欧洲读者的视野,引起了轰动。1939年,中国营造学社责任研究员、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专门委员粱思成和陈明等著名学者到渠县考察汉阙,肯定了渠县汉阙的艺术价值;解放后,日本汉学家皈田隆一、研究生清水美纪,丹麦汉学家安妮·帕鲁丹,德国高级研究员科琳娜·肖克特、约翰尼斯·马克斯以及美国、比利时的专家、学者先后到渠县考察汉阙。皈田隆一第二次来渠县,顶风冒雨,徒步前往,见阙被雨淋,不禁痛彻心扉,感铭落泪。回国后,他撰写了大量有关渠县汉阙的考古文章。国内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游客到了渠县都得去看看汉阙,他们说:“到了渠县不看汉阙,等于没到渠县。”所以,汉阙既是渠县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渠县的名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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